夜晚我站在新城首府21楼住宅阳台上，俯瞰脚下千米徐碧步行街上悠然散步的行人，眺望不远处灯火璀璨的城市广场，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三明真美啊，三明人真幸福！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晚年的我有深刻的体会。

1960年我分配在三明市实验小学（今陈景润实验小学）任教，学校没有教师宿舍，总务处把一间简易教室用参差不齐的木板隔成两半，中间用旧报纸裱褙一下，三分之二作为课堂，三分之一约6平方米作为我和另一位新老师的宿舍，摆了两个小床铺，没有任何家具。夏天酷暑难当，蚊子肆虐；冬天朔风穿弄，寒气逼人。正逢国家困难时期，买不到蚊帐、棉被。那时三明天气特别冷，11月清晨屋顶瓦片上就有一层白花花的寒霜，许多老师借用学生带来的火笼烤火取暖。

然而当我到三钢看望一位堂叔时，才知道自己住宿条件强的多。我从火车站后山出发，沿小氨、焦化厂到小高炉，只见山坡上、山谷里处处搭盖着大小不一的油毛毡工棚，少说有100多座。油毛毡房以整条毛竹为框架，以竹片为墙壁、门窗，房顶覆盖油毛毡用小竹条钉固定而成，墙体外围糊上泥巴，可以挡风雨。棚里搭上下两层床铺，中间有一条1米宽的通道。堂叔与几十个工友挤在这座大棚里，白天热得像蒸笼，下半夜冷得如坠冰窟。简易茅厕离这座大棚50多米，晚上如厕归来往往走错工棚。三明建设者就是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用热血和汗水建起一座工业新城。

1962年，学校以幼儿园名义（市实验小学和实验幼儿园是一个单位）盖起三层钢筋水泥教学楼，其间有几个3平米的小房间，是为幼儿园小朋友用于小便而设计的。我有幸分到一间。放一张床，一张小桌子，只剩下不到50公分宽的通道，但总算有了个人空间。

1964年初我结婚了，恰好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教师宿舍楼竣工，分给我一间10平米的宿舍。床板、床架都是公家的，自己买一张小圆桌，钉一只木箱，就是婚房了。买几斤糖果分发给老师们，就算请客。比起今天讲究“有房有车有存款”的“高富帅”、“白富美”结婚，我们够寒碜的了。但是我们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家。

1981年我调到三明（地辖）市委办公室工作，组织上分配给我在东霞新村一套60多平米的二楼新房。东霞新村是三明精神文明建设起步阶段，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而建设的新型社区，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29幢楼房入住360多户机关、企事业单位员工，环境优美、服务配套，是三明人羡慕的住宅区，接待过来三明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来三明参观的全国各地代表团，我家也曾接待过北京的客人，他们说在北京这是部长级的宿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4年“5.2”洪灾，东霞新村一片汪洋，我家进水40公分。我刚好出差上海，回家后看见置于床下的报刊、资料以及柴禾间的煤球、自行车全泡在污泥浊水里。居委会来人消毒灭虫，我整理一个星期才基本清理干净。

2000年，我退休了。三元区政府沙洲新村宿舍楼落成，我迁到6楼一套房改房。房间宽敞，光线充足，我们添置了各种家电，附近有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生活十分方便，我和老伴高兴得半夜笑出声来。时光荏苒，随着年纪增长，老两口登楼显得困难了。老伴身体不好，拎着蔬菜上楼，中间要歇一口气。

2013年我以旧房置换新房，迁到徐碧新城这座电梯房。

这真是：乔迁之喜，步步登高。一滴水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从家的变迁反映了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实惠。

成龙演唱《国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是的，我们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生活富裕了，千千万万家庭停泊在祖国这个幸福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