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泉

 　 1946年下半年，我奉中共闽江工委李继藩同志之命由南平出发到沙县、三元一带准备开辟城市地下党工作。李继藩同志是我的直接领导。1947年春，我先到三元县，这是因为我家于1938年由福州迁居到三元，先到这里比较容易掩蔽工作，也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我通过在三元县政府税务所任财粮会计员的薛仲春和刘煊舟的关系，利用刘煊舟的哥哥刘煊杰任县政府会计室主任的职权，谋取会计室会计员的公开职务，开始开展地下工作。主要工作是发展党组织、建立地下秘密交通联络站、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对象是一些有进步倾向的革命知识分子。经常组织他们学习的是《社会发展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普及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薛仲春、严炳康等同志就是我发展的对象，也是经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我建立了几个地下秘密联络点，就有我的家、薛仲春的家、严炳康的家，还有一位叫张是良的家，我们常在这里组织学习、传递信件消息、护送党的干部。由于我们活动得比较频繁，所以1947年7月，引起敌人注意。枉勒令我免职的情况下，我便离开了三元县转到沙县一带继续地下党组织的开辟工作。当时也出于三元县地下工作已经基本开辟，我离开是避免进一步暴露组织，继续扩大我的开辟工作范围。

　  我通过当时我们争取对象之一，三元县汽车站站长何庆龄同志，搭一辆上沙县的便车到达涌溪，在这里找到个以代课教员为身份开展工作。何庆龄，三十多岁，仍单身一人。何是位很有血气和有进步倾向的青年。我们相信他能严守我行踪的秘密。他终于不负所望。所以这一个时期敌人终究没有找到我的下落。我在涌溪任小学代课老师时期，任连（江）、古（田）、罗（源）中心县委书记的李继藩同志，因叛徒出卖在古田被敌人逮捕，后来不幸在福州英勇就义，使我们的组织关系断了。李继藩同志是一位国民党官僚家庭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典型。他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中任团长，叔伯李黎洲任国民党省教育厅厅长。他在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党的教育，毕业后决然背叛家庭参加革命工作，在工作中表现得英勇果敢、足智多谋、革命意志坚定。他被捕后，他父亲、叔伯以及一些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要职的亲戚都四处奔波，想赎他出狱。国民党政府坚持要他在自首书上签字，但他严词拒绝，宁死不屈，直至惨遭屠杀。

 　 李继藩被捕后，党组织也一直在寻找我的下落。当时任沙县中心县委书记的傅孙焕同志经过多方努力，终于通过沙师学生卢镇华（非党员）找到了我，与我接上了组织关系。卢镇华是三元人，先在三元打听不到我的下落，然后通过沙县师范党的地下支部才最终打听到了我的消息并找到了我。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主要是协同傅孙焕在沙县、三元以及南平一带的城镇开展工作。除了发展组织、建立秘密联络站之外，还为坚持在山区开展武装斗争的、以林志群同志任司令员的闽西北游击纵队输送人才。许多沙师学生就是我们那时输送加入游击队的。不久，这一带党组织进一步壮大起来，各处都建立了我们的联络站。尤其是沙县翁崇周同志家更是我们重要联络站之一。我在涌溪发展了胡盛鸿同志，后来由张子谦同志介绍他人党。这段期间，傅孙焕同志的工作卓有成绩，使三元、沙县，以及沙县和南平边地党的工作打开了局面，很好地支援和配合了闽西北游击纵队的武装斗争。

　  1947年底，闽西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林志群同志因游击队经费困难，为筹得一笔款项，与傅孙焕同志一道来到三元县与我会合，我把他们安排住在张是良同志家里（我地下联络站之一）。张是良任县政府会计员，就宿在国民党县政府宿舍里，因此，安排林志群同志在这里居住比较安全。林志群此行原是打算攻打三元岩前税务所的，因逢年关，税款较多，在这里能缴获一笔可观的钱来作为游击队活动经费。后来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岩前税务所固然容易打下来，但部队老远拉来容易暴露目标，而且打后又不易撤退，又加上敌人在三元设有重兵，迅速切断我方退路轻而易举。因此林志群同志来住了两天便折回沙县山区游击根据地去了。这一方案才予放弃。

 　 1947年底48年初，在冬春之交，我和傅孙焕志接到闽西北地委的通知进山。当时天寒地冻，飘着罕见的小雪。我们先到离沙县二里地镇头的一个自然村。傅孙焕同志担心三元、沙县一带的工作，让我赶回去领导，想不到竟是我和傅孙焕同志的永诀。他因为城工部事件的牵连而被误杀的详情，我是解放后听唐仙友同志说明才知道的。蒙难的还有傅孙焕同志的妻子和我们输送到游击队的沙师学生，大致十多人。

 　 傅孙焕同志进山后消息断绝，我们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又断了。我当时十分焦急，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却全都枉然。我们一方而继续想方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一方面以我为主继续坚持开展地下活动。这时期敌人北方战事吃紧，在南方加紧刘城市的镇压。我们在城市里呆不住了，便决定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张子谦同志因在南平暴露身份回到了他的涌溪家乡，与我们联系起来。我们决定购枪，张子谦同志从他的地主家庭里搞到一些黄金，胡盛鸿同志也从家里搞到一些黄金，加上薛仲春、严炳康等同志从三元送来的一些钱款，总算把购枪款筹齐了。我便与胡盛鸿同志往福州，先住在一位老同学陈长贤家里，他兄弟和妹妹都很支持我们，并加入城工部工作，其妹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但当时还没有这一层关系。我们通过他们在长乐的一些亲戚买到了一批短枪和弹药。当时参与这种事是要杀头的，陈长贤和他一家及亲戚们都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支持我们的。枪运抵福州后，通过张子谦的亲戚一位在福州开设纸行的涌溪人老板，将枪伪装在铁钉箱坐，钉箱上下层铺铁钉以备检查，而中层夹枪和弹药。他们是专专门租用民船来运，也安然运抵涌溪。

　  我在福州见到了马书贵、马长光叔侄俩，他们原随李继藩同志在连、古、罗一带打游击，李继藩牺牲后失去了组织联系回到福州。我告诉他俩沙县三元一带工作情况后，他俩便对家里声称外出求学，就随我取道南平到达涌溪继续参加地下革命斗争。在涌溪我们建立了南、三、沙城市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张子谦任副书记，胡盛鸿、马书贵、马长光任委员，并当即决定武装夺取涌溪乡公所以造声势，然后上山找游击队。我们通过张子谦在县中队任职的一位内线关系，里应外合一举打下涌溪乡公所，缴了十几杆枪，然后迅速撤离，到达隆兴洋。因为我事先知道隆兴洋一带是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想迅速找到游击队。

 　 在隆兴洋，我们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有一个 叫陈子清的特务盯梢上我们。此人对我们情况比较熟悉，我在涌溪任教时彼此相识。此人来隆兴洋是为破获我们案子的，对我们威胁最大，因此决定先除掉这个家伙。我们了解到他常到我们基本群众家里活动，打探我们的行迹。我们不去惊动他，将计就计，通过这个基本群众把他诱出来喝酒，然后让埋伏在酒店两侧的张子谦、马长光乘他大醉出来时将他勒死。除了这一害之后，一段时期，我们仍未找到游击队，二十多人的一支武装力量也不足以公开活动，所以我们基本上仍是隐蔽活动。

 　 1948年初，我一度回到三元县，当时严炳康同志在莘口山区一所小学任教，教员仅他一人，所以还比较方便和安全。我们在那里翻印一些党中央的文件和材料，我们翻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都是由傅孙焕同志的爱人精心转抄在香烟纸上辗转而来，然后又精心刻蜡板油印出来的。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材料也印行出来，这些材料在当时敌后还是十分难得的，所以我们都如获至宝，经常组织学习。

　  1948年5月间，林志群同志率领闽西北游击纵队打富口时，打听到我们在隆兴洋坚持武装斗争的消息，派人把我们接到游击队。从此我们与组织接上了关系，我们到达闽西北游击纵队的时间大概是1948年8月。组织上当时对我们还存有戒心，原因就是城工部问题。他们不让我们主动工作，委我们以闲职，主要是考验我们，因为我们许多人都是省委点名该杀的。我当时被委以游击队政工组长，马书贵、马长光等均在中队任文化教员。在游击队里，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几次任务，同游击队员一道打了几场漂亮仗，经受了新的考验，所以取得了信任。闽西北地委重新发展我们入党，并取消了对我们的怀疑和戒备。

　  在城工部问题上，是林志群同志保护了我们几个南、三、沙城市工作委员会骨干，这是冒着抗拒上级指示危险的，我们感谢他不杀之恩。

 　 1949年我们打了林墩战役后分作两路，林志群同志带领一路到南、古、瓯省委机关，我和马长光同志在这路；另一路由王德标同志带队，在当地与武装精良的敌突击大队周旋。我们在省委机关听到南平解放的消息都很振奋，当即赶到南平与二野大军会合。不久，在二野一个营的配合下攻下沙县县城，继而在马长光做策反卢兴荣工作后，进入尤溪，建立第二军分区，林志群同志任司令，我当时任教导队队长。此后，我奉命到三元县准备接应解放三元。

 　 我到三元县陈大镇的碧溪村接任了三元游击支队队长，同志中还有郑成辽同志。先是因为三元星桥伪自卫中队有几名武装人员投诚起义，由我们去做策反工作。后来，我们把策反工作做到县里去。我们主要孤立的对象是操掌三元兵权的大土匪邓圣波，他是个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因此，策反对象主要是三元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由我分别给书记长罗在林和县长卢某某写信，申明政策，阐述形势，要他们缴枪投降。他们态度暖昧，虽拒绝投降但也来信说不与共产党为敌。当时书记长和县长都握有一定兵权，对他们的政策攻势是有意义的。信由薛仲春和张是良同志送达，我怕他俩出事，让他们送信后看情况不妙时由洋口仔转到碧溪游击队所在地来。他俩都完成任务后归来。对警察局的策反工作是派严炳康同志去做的，因他曾经在警察局里做过书记员的事。他从警察局里搞来一些枪，也先后争取了一些人投入我们游击队。

　  我们依靠星桥伪自卫中队的投诚人员里应外合打下星桥，缴了三十多支枪。土匪邓圣波闻风而动，出动几百人央攻碧溪。我们事先得到消息早有准备，敌人来攻未能得逞，不战而逃。不久得到消息说我父母双亲被邓圣波部捕去，我当即给邓挂了电活，他不接由部下接的。我正告他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后果不堪设想。我还说：邓如果敢动我父母亲一根毫毛，将打入三元算总帐。邓终于在人民的压力下屈服了，释放了我父母亲。

　  1950年1月，我们游击队在第三野战军的有力配合下打下了三元县，建立了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剐政委（相当于副书记）是王建政；副县长是吉乐山同志。当时没有任命政委和县长，他俩是实际的三元县的主持工作者，都是南下干部。三元县解放后，因城工部问题还未平反，左丰美同志找我谈话，让我下地方担任县大队副大队长。不久我又任县文教科长兼莘口区区长。此后调明溪县工作一段，就往龙岩工作。

　 （作者系中共闽西北游击纵队第四支队——三元游击支队队长，原省商业厅厅长、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