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志廉 1940年12月9日,在三元县伪福建省保安处所属的羁押所里,发生了一起轰动山城的越狱事件,我亲自参与了这次越狱的组织联络工作。 1938年5月,日寇侵占厦门后,国民党反动派决定放弃福建沿海,省政府机关纷纷内迁,摆在以永安为中心的南平——连城一线。国民党省党部迁连城,伪省政府迁永安,绥靖公署迁南平;而原是贫穷落后、破烂不堪的小小三元镇,也先后迁进了省保安司令部、省行政干部训练团(原公务人员训练所)、省军事干部训练所、省警官训练所、省三青团团部等军政警特机构,这里一下子成了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点。康泽系统的特务分子、省保安处长(省保安副司令)黄珍吾亲驻三元,掌握着全省军、警、特庞大队伍。他手下有八个保安团,分驻全省要津,并向各县派驻特务,设立特务专用电台,布下一个非常严密的特务网,以军事“围剿”和特务辑捕相配合,疯狂破坏和搜捕我党组织和游击队。同时,还在保安处下设羁押所和秘密刑讯室。羁押所设在三元一座阴森森的大裥堂里,几乎完全和外界隔绝;这里主要关押尚未抓到任何证据的“政治犯”。秘密刑讯室则以法西斯酷刑迫害和残杀从个省各地搜捕来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志士。 “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3月,又在三元县的梅列乡设立了“福建青年训导营”,将原关押在羁押所的“政治犯”转移集中到那里囚禁,继续加紧迫害、屠杀。羁押所和训导营一前一后,在迫害“政治犯”的任务上是连贯的,因此人们习惯上统称为“三元集中营”。 (二) 1939年初,我在福州乌龙江峡南汽车站当站长。后因福厦公路奉国民党当局命令破坏禁行,也就随着内迁职工到三元。5月,跑南平——三元线的汽车驾驶员、我党南平交通支部书记吴阿瞳同志介绍我入党。1940年春,中共闽江工委职工部长粘文华同志秘密到三元,他郑重地宣布:省委已正式批准我入党,并决定由我负责三元党的工作。接着,他十分沉痛地给我讲了周宁“黄坑事件”,闽东特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的情况,他说:“三元羁押所里,关押着一位我们党的重要干部郭文焕同志,还有闽东特委的其他同志。现在,交给你的任务是:设法打进监牢,不但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而且,更主要的是把党的指示、革命斗争的形势,及时地告诉他们,以鼓舞他们坚持斗争,使他们跟党组织保持密切的联系。条件成熟时,组织上再设法营救……” 我庄重地接受了党给我的第一次任务。 (三) 当时被关在羁押所的郭文焕(化名郭步青)同志是我党省委委员、闽东特委书记,同时被关的还有闽东特委委员郭树干同志和陈斯克(化名陈波弟)同志,以及延安抗大的八路军战十吴明允(化名吴辉)同志。除了吴辉已公开八路军战十身份外,其余都未暴露。敌人所掌捉的情况是:郭步青是小商人,郭树干是个傻气十足的城镇居民,而陈斯兜简直是个疯子。 我是汽车站站长,职位不高,活动面却广。不论是往来的军政警特人员,或是公务人员训练所受训的科长、区长,来三元活动的官吏政客,路过这里打尖投宿的礼会闻人、三教九流,为了乘车,都要跟我打个招呼,拉拉关系,开个合门。我也趁机打听关键人物的特点和需求,以便投其所好,打进监牢。 当时羁押所管理员姓邹,原是东北军军官,东北沦陷,辗转来到三元。人爽直,嗜烟酒,对我党认识模糊,但对抗日持同情态度。羁押所主任张达三,浙江绍兴人,原是个屠夫,很迷信,相信生死轮回之说,为了修修来世,在卧室里供上一尊泥菩萨,烧香拜佛,吃斋茹素,平常和我交谈中还讲些“良心”话。我每次拜访他们,不忘带些当时相当紧缺的物资,如上好的绍洒、香菇、水果等等。一来二往,混熟了,我以请他们关照同乡吴辉为名,通过探监,不断与狱中同志取得联系。所内狱警、所丁见我和他们的上司是“老朋友”,见而就对我点头哈腰,因而我在所里几乎畅通无阻。 但我经常出入这种地方,总欠妥当。于是我又“无意间”结父了住在车站对面土坡边上的所丁陈榕。他家人口多,收入少,生活艰难。我便安排他母亲和妹妹到车站当挑夫,增加了收入。不久,陈榕有了积蓄,竟能与人合伙经营旅店菜馆。他有意报恩,我就顺水推舟,请他给同乡吴辉捎点衣食用品,就是违禁品也能及时安全送进。就这样,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和牢里的联络就更隐蔽安全了,也因此能使所里的党支部紧密团结群众,开展一系列的斗争。 (四) 羁押所犯人的“囚粮”,名义上每人每天1斤,但由于层层克扣,逐级贪污,实际每天只能吃到两碗稀饭汤,配的是发馊的咸菜,大家饿得骨瘦如柴。郭文焕等同志研究后,决定发动难友进行反对克扣口粮的斗争。通过秘密串连,把绝食斗争的计划告诉大家。“请愿书”写好后,难友不敢签名,文焕同志挺身而出,毅然写下“郭步青”三字,大家接着签名,开始绝食,迫使敌人让犯人每天吃上一顿干饭。 “绝食斗争”之后,敌人完全觉察到了郭步青在狱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久,伪省保安处的特务们从福安一带得到了以“营救”为名,透露了文焕同志身份的传单,如获至宝,先以高官厚禄相诱,继之酷刑逼供,文焕同志始终坚贞不屈,置生死于度外。 狱中的突然变故,紧紧地揪住了我们狱外临时支部同志们的心。当时是1940年9、10月间,我们分析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日益猖獗的形势,认为反动派不久会下毒手,必须尽快让已被敌人掌握和严重注意的文焕、树干、吴辉同志逃出敌人的魔爪。通过陈榕的传递,我们与郭树干同志密切联系,提出了越狱方案。不久,粘文华同志来到三元,对越狱方案作了逃一步的研究和部署。 正当狱内外加紧准备臻于完善之时,狱中传出文焕同志病情恶化,生命垂危的消息。树干同志决定自已留下,照顾文焕同志,并继续领导狱内的斗争。但越狱计划不变,全力掩护吴辉同志胜利越狱。 (五) 1940年12月9日夜,我在住处忽然听到从羁押所方向传来的一声枪响,划破夜空。我估计越狱开始了。但按原计划我不能去接应,不知情况如何。快天亮叫,楼梯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陈榕带了两个狱警,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冲进房来,说是吴辉跑了,奉命搜查。翻腾一通之后,他们就离去了。 天亮后,我照常到车站上班,没有发现街上有什么异样,敌人也到车站搜查往来旅客。不过,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羁押所逃了“犯人”的事。直到晚上十点之后,我带上手电和食物赶到预定地点与吴辉会面。简单交换一下情况,不及详谈,即打发他连夜赶到城东村汽车交汇站一下早已联系好的单身老乡家隐蔽起来。吴辉在那儿休息了几天,就取道闽东,上路赴浙江去了。 (六) 1941年3月初的一天,我正忙着站务,突然看见树干同志走进车站来,不觉一惊。押他出来的是经我们做过工作的一个所丁。 我把他带到宿舍里询问有关情况,所丁就站在门外。原来吴辉越狱后,敌人拉出他审讯。 “吴辉逃跑,你知道不知道?”敌人问。 “当然知道,我看着他跑的。”树干若无其事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报告?” “他跑他的,跟我什么相干!” “他逃跑了,你为什么不逃跑?” “他是共产党,当然要跑。我又不是共产党,是你们把我错抓来的,干吗要跑!” 敌人被弄得目瞪口呆,觉得这个带着傻气的家伙倒讲的是真话,不久就除去了他的镣铐,让他在狱里扫地打杂。现在羁押所通知他,找个保家,就可以获得自由了。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就想立即托人去保。 树干同志说:“不能连累别人,我自有办法逃跑的。” 从他那儿,我详细了解了党的好儿女郭文焕同志于1941年2月2日悲壮牺牲的情况。临终,他还使尽最后的力气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小久,果然得到了树干同志平安逃离虎口的消息。听蜕他后来担任了闽东游击队的政委。 由于我在三元活动频繁,已引起敌人的警觉。组织上为了我的安全起见,重新作了安排。 1941年复,我告别三元,踏上了新的征途。 附章志廉同志简介: 章志廉,1918年10月生,浙汀省苍南县流石乡人。1934年即参加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曾在福厦公路沿线交通运输行业搞地下工运。中共三元党组织的创始人,历任中共三元特种区(现三明市区)地下党支部书记和南平、崇安(现武夷山市)、建阳等县特派员、联络员,中共华中局政策调查研究组成员、华中局组织部长秘书、华中财委主任助理,华东局派驻闽浙赣省委联络员,水松政地工委委员、水松政人民游击大队政委,水吉县委书记、县长。建国后任福建省港务、航运管理局副局长,中国水产养殖公司福建省公司经理、书记。写有党史资料和革命回忆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受到华中局及闽浙赣省委表扬奖励。离休后,享受正厅级老红军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