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是良

 　 1947年4月我从浦城县来到三元县伪政府当田粮会计，认识了黄维泉、薛忠春两同志，当时他们也在三元县伪政府当会计。黄维泉是总会计助理，薛忠春是县税捐稽征处会计，因为我们都是福州人，因此比较接近，容易淡得来，关系比较好。开始我和薛忠春都在黄维泉家（因黄的父母都在三元）搭伙食，饭后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常常拿一些书给我看，如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著作及艾里出奇的大众哲学，看完后淡自己观后感，讨论书中含义，使我更进一步认识当时社会不合理现象及其原因：比如说茅盾的《林家铺子》说明当时的社会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黑暗社会，又比如说巴金的《家》愤怒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恶，联想到我自己从1946年离家到浦城县谋生，被当时县政府主任欺骗而失业，生活几乎陷于绝境的坎坷道路，因此对当时的社会十分痛恨。我们越谈越投机，真是无话不谈，我总感到他们很热情，也很有学问，欢喜和他们在一起，原来他们都是我党地下党员，他们在做我的工作。1947年六七月间，因黄维泉在三元闹得太红了,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被迫离开三元县，到沙县涌溪去开展工作，黄维泉走后，我就和薛忠春、严炳康、林家钊（都是税捐处人员）在一起谈天说地。和他们往一起时，我发现他们经常有陌生人来往往，他们也不回避我，表面说是来做生意的，但他们所谈的都是革命大道理，什么国民党呀共产党呀，我渐渐地感到这些人不是做生意的，原来他们来的都是地下党员或游击队员，我是积极支持他们的。同年10月，黄维泉回三元县，带来我的堂兄张元筹（党员，在林白游击队当政治部主任）一封介绍信，说他有一位朋友要来三元，要我好好接待他。可是他那位朋友没有来。不久，有一天薛忠春来叫我去，到了他的宿舍，只见黄维泉、严炳康都在他的房间，原来他们吸收我参加地下工作，同时开了会，会议由黄维泉主持，会议内容研究如何宣传做群众工作，如何掩护从三元过境同志等等。古历12月的一天，黄维泉带来两个人来宿舍找我，一位就是我的堂兄那位朋友，他叫傅孙焕，原是我党福州市委副书记，1947年，调闽西北工作，任沙县中心县委书记。一位是国民党到处贴布告悬赏了 3000元大洋要抓他的闽西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林志群，化名马刚毅，当地群众都叫他马司令。那天晚上，黄维泉还从家中煮了一大盆粉干送来，我们边吃边谈，他们查问三元情况，我们如实向他们作了汇报，当晚他们就睡在我的宿舍。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很久，由于时间过了半个世纪，具体的内容我记不清了。傅孙焕大意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今后革命斗争更加复杂更加艰险，叫我们作好思想准备。他说真理在我们这一边，人民是支持我们的，我们一定能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同。林志群谈的都是游击队斗争惊险故事，一直谈到深夜一点才去睡，他们在我处住了两灭才离去，为了安全，我亲自送他们出县城，过了桥到煤炭由脚下才珍重告别。后来才知道因游击队经费有困难，为了筹款，他们两位地下党领导者，亲自来三元察看，准备打岩忠乡税务所，岩忠乡是三元县一个大乡，那时正值年关岁暮，收的税款一定很多，如果能打下岩忠乡税务所，可以解决游击队一些燃眉之急。经过调查研究以后，他们觉得岩忠乡虽然容易打下，但那是个盆地，好进不好出，再加上敌人在三元设有重兵，如果被他们切断后路，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此作罢。

　  通过这次考验，我于1948年3月由黄维泉介绍参加了地下党。我们三元县地下党组织共五人，除黄维泉外，还有薛忠春、严炳康、林家钊和我。黄维泉离开三元后，由薛忠春负责。我们地下党的任务，宣传党的主张，争取进步青年，掩护过境同志，筹款支援山上，我们掩护过境同志除上面所说的傅孙焕、林志群外，经常来的有马长光（解放后任三明师专校长）、翁崇周、胡盛鸿等，还有一些人名字我忘记了，筹款支援山上的有手电筒、电池及常用药品等，还有大批现金。我们在三元设有几处联络点，计有黄维泉的家、薛忠春的宿舍、严炳康的住处（在莘口）还有我的住处。我们经常在这几处开会学习，传递消息，学习文件有毛主席的《论目前形势及今后任务》、《论联合政府》和《土地法大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我记得这两篇毛主席文章是手抄的，《土地法大纲》是油印的小本本，这些材料开始由薛忠春保管，以后交我保管。1949年6、7月间，我上山打游击去，把这些资料放在屋顶上，三元解放后，我立即去取这些材料，可惜这些珍贵资料都不见了。

 　 我们活动地点，除上述几处外，还经常在飞凤阁开会，飞凤阁在城关原皮鞋厂后山坳里，那是人迹罕到的地方，是我们活动的好所在。还有一次，我们还在伪县政府会计室主任刘煊杰家中开过一次会，因刘全家有事回沙县，托我们代他看家，我们就在他家中以打麻将作掩护开起会来。

 　 1948年秋天，黄维泉又回三元，同来的还有游击队员翁崇周，他们找到了薛忠春、严炳康和我，说游击队没有钱了，要我们想法筹一笔款支援他们，当时我们都是伪政府小职员，薪水都很低，除个人生活费外，还要接待从三元过境来往的同志，还要买些生活日用品和常用药品给山上，一个个袋子都是空空的。当时薛忠春是税捐稽征处会计，知道从乡下解来一大批税款，尚未解库，存在出纳宁茂林处，于是我们就打这批税款的主意，我们在飞凤阁

研究了好几次，都无法下手。也是天从人愿,刚好那天外地有一大型马戏团（杂技团）来三元县城关演出，我们趁着税捐处人员都去看马戏机会，进去取款。薛忠春是税捐处人员，进出方便，不会引人怀疑，由他进出纳室取款，我守在税捐处大厅门外，监视着来往行人，特别注意税捐处人员行止，严炳康守在通往大街路口,监视着从大街过来的人，翁祟周在窗外接款。税款取出后，马上转移送到山上。到底那次取了多少款，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大麻袋，有纸币有光洋，据说他们从税款中取出一部分到海边长乐县购买一批武器，又取出一部分在城关青年路开一杂货店，由山上派两位同志来当老板，作为新的联络点，因为预防万一，我们都作了上山的准备。后来看到平安无事，两位同志调回山上游击队工作，把店铺留给黄维泉父亲开，这店铺一直开到三元解放为止。　 

　  1949年3、4月间，国民党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从三元过境，三元大乱了，败兵似潮水一样，涌向三元，一路上烧杀抢夺，沿途百姓大受其害，败兵从三元连过七天七夜，三元百姓纷纷上山逃命，三元城关成为空城了。那时的三元是十分恐怖的。败兵过后，三元县政府陷于瘫痪状态。这时三元县伪参议长邓圣波为首出来组织伪自卫大队。自卫大队首先收编了县保安中队，又从困民党掉队的败兵中抢去机枪和卡宾枪，把人杀了，武器抢去，这样这个自卫大队共有机关枪六七挺，卡宾枪数十支，步枪不知有多少，实力相当雄厚，自卫大队下辖6个中队，城关、梅列、莘口、星桥、岩前、中村都有自卫中队，人数大约有数百人。邓圣波组织自卫大队，名义上是自卫，实际上是对抗我军来解放三元县。他曾吹嘘说：“只要在碧口山上安两挺机枪，共产党纵有千军万马，也休想进入三元县城。”由于邓圣波如此反动顽固，被国民党蒋介石看中，被封为反共救国军燕江纵队副司令。邓圣波当了副司令后，到处造谣破坏，说什么共产党打来，不但把你们财产共了，还要共你们的老婆，所谓共产共妻。又说共产党所到之处，都是烧光杀光抢光，所谓“三光政策”。老百姓不明真相，听了这些谣言，都非常害怕，那时的三元县，真是人心惶惶，一日三惊。他们都怕共产党打来。

　  自从国民党败兵过境，形势急剧的变化，反动派的造谣破坏，增加了我们地下工作的困难，我们只能在少数群众中开展宣传，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大家正在焦急当儿，黄维泉回来了，黄维泉的回来，使我们地下工作又活跃起来。我们向黄维泉汇报了国民党败兵过境三元县的情况。黄维泉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形势非常好，解放军已经南下福建，邵武、浦城、南平都解放了，我们游击队已经下山了，在南平与解放军会师，林志群同志被前线司令部委任为第二军分区司令（即南平军分区司令）三元很快就要解放了，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迎接三元解放。这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当晚就在黄维泉家中阁楼上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黄维泉、薛忠春、严炳康、我和陈今新（又名阿里，是薛忠春发展的进步青年）。黄维泉传达了当前形势，他说：当前你们主要任务是开展宣传我军政策，粉碎敌人造谣破坏，放手发动群众，迎接三元解放。他带来了一拥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及其他宣传品，我们从伪参议会搞来一架油印机，连夜刻写翻印宣传材料和原布告，并立即出动四处张贴。第二天，只见满街上都贴着解放军布告及宣传品，人们三人一堆五人一群地围着看传单布告，你别看邓圣波等反动家伙，表面上气势汹汹十分嚣张，其实外强中干，被我们几张解放军布告，吓得把队伍拉到相对坑去（现陈大镇台溪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不久尤溪、沙县相继解放，吓得邓圣波龟缩在相对坑不敢回城，三元城关成为真空地带，正是我们活动的好机会。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夜夜出去宣传张贴宣传材料，宣传我军政策，使三元人民对我军有所了解，人心渐渐安定下来。

 　 为了争取和平解放三元县，我和薛忠春奉命找伪县长叶慈福谈判，严炳康到莘口找伪乡长王嘉会谈判。薛忠春进去找叶慈福，我守在门口以防万一，具体的怎么谈我不清楚，据薛忠春说．叶慈福这个人很鬼，他说他现在没有权了，做不了主，和平解放我举双手赞成，但要问大队长（邓圣波），他把事情推了。总之谈判没有成功，但薛忠春身份暴露了，也许摄于我军威力，叶慈福对薛忠春不敢下手，但为了安全，黄维泉、薛忠春立刻离丌三元县，留我一人在三元工作。

　  沙县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立刻来解放三元县，邓圣波又神气了，以为解放军也怕他们自卫大队，于是把队伍又拉回城关来。邓圣波回到城关，大开杀戒，首先搜捕共产党，当夜带了六十多人两挺机枪，包围了我们宿舍，幸好黄维泉、薛忠春早已离开三元，那灭我刚好去沙县送情报，他们扑了个空。邓圣波气急败坏，于是把黄维泉父亲黄伯父抓去，在我地下党警告压力之下，邓圣波对黄伯父也不敢下手，终于放叫。那天当我回来过了洋口仔时，遇见从三元逃出来的同乡唐汉栋、刘炳贵（都是旧职员），告诉我昨夜邓圣波包围我们宿舍的事，劝我不要回三元，太危险了。于是我又回沙县向领导汇报，他们叫我和薛忠春到三元县接近的沙县边境做情报工作，专门搜集邓圣波动态，我们在洋口仔住吴步尧家中（此人我们都叫他阿哥）一直到打游击为止。邓圣波以抓共产党奸细为藉口，把关设卡。一面收过路费（特别是水路），一面检查行人，凡是身上有钱有物（金银珠宝）的人便说你是共产党奸细，把财物抢去，人拉到山坡上（现三明一中学校附近）杀死，把尸体推入坑中任狼咬兽啃。那时，邓圣波在三元天天都有杀人，一天最多的杀十个人，由于杀的人多了，后来他们杀人不用枪打，而是用刀砍，他们说留着子弹打共产党。到底邓乎波在三元杀多少人谁也弄不清。1959年三明市在这山坡上审判一个粮食投机犯，我亲眼看见那个坑中，还有很多人的头骨，所以有人把那个坑叫万人坑。

 　 沙县的解放，对邓圣波威胁很大，所以他派了很多暗探到沙县刺探我军消息，得知沙县驻军不多，他打算攻打沙县，扬言要血洗沙县。为了确保沙县新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第二军分区司令林志群命令黄维泉组织一支游击队到三元县边区打游击，以牵制邓圣波，有了这支游击队，邓圣波就小敢轻举妄动了。

 　 黄维泉奉命组织游击队，以三元县原地下党同志为骨干，策反一些敌人阵营中起义人员，吸收一些进步青年共20多人组成一支小小游击队，1949年6月，闽西北游击纵队第四支队成立了，黄维泉任游击支队支队长，薛忠春任政工组组长，郑成辽任政工组副组长，林日新任工作组组长，我和严炳康、林家钊都在政工组，我兼文化教员，林家钊掌管财务。游击队成立后，很快地开到三元县边境碧溪村打游击去了。

　  邓圣波要血洗沙县，又怕我们游击队端他老窝，他决心先消灭游击队后再血洗沙县。我们游击队到碧溪没有几天，邓圣波就来打我们，我们被围困在一个土堡中，同志们虽然是第一次打仪，但都十分勇敢，没有一个人害怕过，从天微亮一直打到下午两三点，幸得沙县驻军来支援，才解了围。后来听当地群众说，邓圣波那次来了有几百人两挺机枪，而我们才20多人，却能坚持那么长时间，的确是不简单的。

　  为了打击邓圣波嚣张气焰，树立我们游击队威风，打退邓圣波之后，在解放军帮助之下，我们立即去攻打列西乡公所。攻打列西乡公所兵分两路，一路由解放军为主力，强渡过河，直攻列西自卫中队及乡公所，一路以游击队为主，守住列东，以防城关邓圣波派兵来支援列西，邓圣波在碧溪尝过了我们解放军的厉害，龟缩在城关不敢出来，列西乡公所很快打下来了，还弄了两船粮食运回沙县。

 　 以后我们游击队威信大大提高，邓圣波在城关一举一动，附近群众都会来告诉我们，我们在碧溪扎下了根，建赢了游击队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宣传，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演活报剧，闹得热火朝人，从此我们游击队活跃在碧溪、陈大、岩前、星桥一带，连续出击。不久打进了岩前乡公所，活捉中队长苏汉臣，那次我因公去沙县没有上打岩前，具体情况不清楚。打下岩前乡公所后，紧接着我们又去攻打叫溪县地美乡公所。开始游击队派我和罗卓章去地美乡，动员他们起义，没有成功，所以决定去打地美。部队半夜出发，天刚亮到地美，到了地美，他们还在睡大觉，我们立刻把乡公所团团围住，枪声响，把他们吓醒了，赶紧起来应战，还没有打几下，他们就举枪缴械，那次打地美共缴获长短枪二十多枝。由于我们不断出击，节节胜利，威信不断提高，队伍壮大，由 20多人发展到180多人。

　  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87师261团2营奉命来解放三元县，我游击队往沙县和2营会师，研究如何解放三元县。对于邓圣波，我们当然不会怕他们，但也不能小看，邓圣波一伙，如此反动顽固，又有一定实力，我们估计解放三元，必有一场恶战。但我们解放军经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什么大仗没有见过，南京、上海都解放了，蒋介石都被我们赶跑了，难道一个小小的三元县解放不了吗？但我们解放军作战方针，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虽然邓圣波一伙是跳梁小丑，但也不能轻视。为了做好准备工作，在枪声未响之前，我们先到三元县周围察看地形，核对地图，傍晚在岩前一片平原上，遇上土匪余大昆阻击。余大昆惯匪出身，人称“铜菩萨”，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后投靠邓圣波，封为中队长，他胆子大，很会打仗。这场战斗，非常激烈，我们的游击队员陈金水受了重伤还冲上去，解放军火了，拿着冲锋枪，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余大昆怕了，才率领队伍逃走。那夜回来时，遇沙溪河阻隔，又没有渡船，我们只得涉水过河。一月的天气，十分寒冷，天上飘着雪花，河水几乎要结冰，人泡在水里，心肝五脏好象刀刺一样。但是每个战士都咬着牙，默默无声地渡过了沙溪河，没有叫一声苦。 1950年1月27日，我们准备解放三元县，晚上由沙县业余剧团为我们演出歌剧《白毛女》。看完戏后，半夜部队就出发了，这次解放三元县，经研究之后，决定分兵几路进去。第一路走正面，沿南永（南平——永安）公路进攻，过了下洋再分两路进去；一路顺公路从正面直取伪县政府；路从河边小路过电厂直达大街打邓圣波伪自卫大队部。第二路从碧溪下来过陈大到列两直至白沙长安村（今火车站），不让邓圣波过河。第三路走岩前过莘口沿公路下来配合第一路攻取城关。最后一路走小松阳过中村到富兴堡，堵住邓圣波上山为匪道路，我是走正面公路的，队伍悄悄地出发，从洋口仔走徐碧过下洋到城关时，天刚刚亮，枪声一响，战斗开始了。我带着一排解放军一直往前冲，只听得机枪声冲锋枪声响彻云霄，把耳朵都震聋了，当我们打进城关时，严炳康带一队解放军已攻进伪县政府了，我们也很快地攻破了伪自卫大队部，可是邓圣波跑了，原来邓圣波派了暗探混入沙县，知道我们要来解放三元，吓得连夜逃走，天色大亮，战斗就已结束，伪自卫大队垮了，只剩下一队大刀队，在城关对河大喊大叫，被解放军打几发掷弹筒，吓得四散奔逃，三元解放了，这一天，正是1950年1月28日。

　  附注：这次战斗毙敌3人，活捉敌中队长练道东等14人，迫得邓圣波无路可走，只好向我军举枪投降。

　  （作者系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三明市工商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