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躬

　  1946年下半年，我兄黄维泉奉中共闽江工委李继藩同志之命，由南平出发到沙县、三元一带准备开辟城市地下工作。主要任务：1．建立秘密联络站和地下交通网。2．发展党的地下组织。3．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反内战。李继藩同志是黄维泉的单线直接领导。1947年春，黄维泉同志到三元县，这是因为我家已于1938年从福州辗转南平后迁居到三元落户，他到这里比较容易掩蔽工作，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黄维泉同志通过在三元县政府税务所任财粮会计员的薛忠春和刘煊舟的关系，利用刘煊舟的哥哥刘煊杰任政府会计室主任的职权，谋取任会计室会计员的公开职务，以便开展地下工作。开始主要是发展党组织，建立地下秘密交通联络站，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在抗战时期的政策。对象是一些有进步倾向的革命知识分子。经常组织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普及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薛忠春、严炳康、张是良、林家钊等同志，就是黄维泉同志发展的对象，也是经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黄维泉同志建立了几个地下秘密联络点，设在三元县城关青年路五号我的家，薛忠春的家、严炳康的家，还有张是良的家、林家钊等家都是地下秘密联络点。他常在这里组织学习，印刷革命传单，传递信件消息，护送党的干部。这时我的父亲黄元桃、母亲罗宝娣和我自己就从事地下活动，父母亲是地下老接头户，我自已是地下老交通员和游击队员，由于我们活动比较频繁，所以1947年7月引起敌人注意，在勒令黄维泉免职的情况下，他便离开了三元转到沙县开辟工作。

　  黄维泉同志通过当时我们争取的对象之一、三元汽车站站长何庆龄同志搭一辆去沙县的便车到沙县涌溪，在这里找到一个代课教员的职业开展地下工作。他主要是协同当时任沙县中心县委书记的傅孙焕同志在沙县、三元以及南平一带的城镇开展工作。除了发展组织，建立秘密联络站之外，还为坚持在山区开展武装斗争的，以林志群同志为司令员的闽西北游击纵队输送人才。不久这一带党组织进一步壮大起来，各外线都建立了联络站。尤其是沙县翁崇周同志的家便是重要联络站之一。黄维泉在涌溪发展了胡盛鸿同志，后米由张子谦同志介绍他入党。这段期问，傅孙焕同志的工作卓有成绩，使元元、沙县以及南平等地党的工作打开了局面，很好地支援和配合了闽西北游击纵队的武装斗争。

　  1947年底，闽西北游击纵队司令林志群同志因游击队经费拮据，为筹得一笔款项，与傅孙焕同志一道来三元住宿于联络站之一的张是良同志的家。张当时任县政府会计员，住在政府宿舍里，安排林志群同志住在这里比较安全。林志群原打算攻打三元岩忠乡税务所，因逢年关，税款较多，在这里能得一笔可观的钱作为游击队活动经费。后经反复研究，认为岩前税务所固然容易打，但部队老远拉去容易暴露目标，而且打后不易撤退，又加上敌人在三元设有重兵，迅速切断我方退路轻而易举。因此林志群同志住了两天便折回沙县山区游击根据地去了。

　  1948年初，在冬春之交，黄维泉同志在沙县溪建立了南（南平）三（三元）沙（沙县）城市工作员会，黄维泉任书记，张子谦任副书记，胡盛鸿、瑚书贵、马长光任委员，并当即决定里应外合一举打下涌溪乡公所，缴了十几杆枪，然后迅速撤离到隆兴洋，但上山未找到游击队，便隐蔽活动，在隆兴洋坚持武装斗争，并与林志群率领的闽西北游击纵队会合。黄维泉同志被委以游击纵队政工组长，马书贵、马长光均在中队任文化教员。

　  1948年初，黄维泉一度回到三元，利用严炳康同志在莘口西际小学任教，不易被敌人发现的有利条件和我家在城关青年路五号开设的杂货店作掩护（实际上是地下党联络站），地下党工作人员就在这两处油印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共产党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抗”（抗丁、抗粮、抗税）等材料。三元地下党组织包括我的父母亲及我自己，把这些材料广泛张贴和散发，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当时我还跟地下党员薛忠春同志一同到伪三元县政府和参议院智取了二架油印机。

 　1948年4、5月间，黄维泉同志到沙县闽西北游击司令部去了，并带我到沙县，把我安排在沙县城关地下党员翁崇周同志家，担任地下交通员，联系洋口仔地下联络点和三元我家地下联络站，为其传递信件消息。从此我离开三元自己的家，脱产干地下工作了（1949年4月跟黄维泉同志到了游击队）。我的母亲经常担货郎担，由三元经洋口仔到沙县，以进货为名搞地下联络工。他老人家由沙县回三元路经列西时，曾被国民党当局捉捕多次。

　  1949年7月，黄维泉同志奉命任三元游击支队长兼政委，带领郑成辽和我等一起到碧溪（现梅列区陈大镇碧溪村）建立游击根据地，向群众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理。我们的活动由碧溪扩展到岩前乡的星桥和明溪的夏阳等地，发展壮大武装队伍，游击队员达到126人，和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武装斗争。

　  在这段时期，黄维泉任三元游击支队长，派薛忠春、张是良等同志和国民党三元县长叶慈福谈判，一是要其放下武器，二是要其保护好档案。又派地下党员严炳康到莘口找乡长王嘉会谈判，要他放下武器投降。给果两次都没有成功。这时地下党已暴露，薛忠春、严炳康、张是良、林家钊等同志便转移到沙县边界开展游击活动。以后，土匪邓圣波闻风而动、出动几百人伪自卫队和反动会道门夹攻碧溪游击队。我们事先得到消息、早有准备，敌人未能得逞。可是不久得到消息说我的父母亲都被邓圣波部捕去了。我兄当即给邓挂了电话，他不接由部下接。黄维泉同志正告他如果继续与人民为敌，后果不堪设想。并且还说：邓圣波如果敢动我父母亲一根毫毛，将来打入三元算总账。邓圣波终于在人民的压力下屈服了，释放了我的父母亲。

　  1949年11月，游击支队长黄维泉同志派出游击队政工组副组长郑成辽和游击队员王左才、肖福升等同志分别到岩忠乡乡长苏飞龙和三元县在星桥的自卫中队陈万土、张世周等人处做策反工作。在游击队外打内应的央攻下打下星桥，俘虏了中队长苏汗臣等二十余人，缴获枪支二十多支，短枪多支和弹药一部份。从而又扩大了游击队，补充了游击队的武器和弹药。

　  三元县土匪邓圣波带伪自卫队和反动会道门百余人到星桥攻打游击队，被游击队打死一人，打伤多人，邓圣波吓破了胆，逃回三元。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把我的父母亲抓去进行报复，后迫于游击队的压力，才将我的父母亲释放出来，暗地施行软禁，直至三元解放。

　  1950年1月28日晨，游击队到沙县接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87师261团二营，分四路打下三元县城，当场击毙三人和俘虏保监中队长练道东等十四人，解放了三元县，建立了三元县人民政府。

　  （作者为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原三元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