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鉴。《旧唐书》等史籍，记载了一个故事：唐代元和十年，柳宗元被任命为广西柳州刺史，这里交通便利、经济较好。刘禹锡则被任命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此地交通不便、条件较差。柳宗元获悉刘禹锡的任命时，对身边亲近的人说：刘禹锡有老母，年龄已大，如今他要到蛮方远郡去做刺史，在西南绝域的地方，来回有上万里的路程，哪能让他和老母一起去。如果母子各在一方，这便成永别。我和禹锡是好朋友，我哪能忍心看他母子这样呢？于是，立刻起草奏章，请求把柳州刺史授给刘禹锡，自己到播州上任。恰巧裴度也奏请照顾刘禹锡母子，所以刘禹锡最终改授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柳宗元“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的故事，更传为千古美谈。

　　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党成立95年来，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领导干部高风亮节、淡泊名利的例子不胜枚举，成为党性党风的生动体现。1945年10月，中央准备任命张鼎丞为苏皖军区（后改称华中军区）司令，粟裕副之。张鼎丞提议由粟裕担任正职，自己改任副职，获中央同意。粟裕得知，即向华中局建议由张鼎丞任司令，自己为副。未见采纳，乃直接发电报给中央，坚决请求重新任命，他在电报里言辞恳切地说：“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此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张鼎丞和粟裕的互让司令之举，成为党内佳话。而类似“让官”之举，还有不少。像一代名将徐海东，也曾三次主动“让官”。一次是愿意改任副团长，一次是由军长变为副军长，一次是得知将授其为大将后，主动要求低授军衔。徐海东同志有一句名言：我这个人打仗有瘾，走路有瘾，就是没有官瘾。革命前辈这种主动“让官”之举，感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故事启示我们，领导干部为官任职，要以人民的事业为重，以个人名利得失为轻，多为党担责分忧，少一点对“小我”的自我设计。若能如此，自己和家人的烦恼必然会少得多，群众的口碑也会更好，也能为干事创业和个人成长累积更多正能量。

　  编辑：徐丹